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滄海桑田話變遷:上海鹽城“飛地”歷史回眸

孫國棟

發布日期:2019-08-01 信息來源:字號:[]

        上海與鹽城,相距不到300公里,相互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。早在大革命時期,出生鹽城阜寧(今屬濱海縣)的顧正紅,以自己在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的壯舉,成為上海和鹽城人民共同的榮光與驕傲。抗戰時期,鹽城成為新四軍重建軍部所在地和華中抗戰的指揮中心,無數上海的熱血青年和仁人志士,來到鹽城,投身滾滾抗戰洪流,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抗戰故事。

上海解放后,大批鹽城籍隨軍南下的干部留了下來,投身于新上海的建設。而作為老解放區的鹽城,滿目瘡痍,許多人選擇了去上海逃難和謀生,上世紀末改造前的閘北,住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蘇北鹽城人。

然而,上海和鹽城,真正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是在新中國誕生后的1950年,位于江蘇鹽城市大豐區的307平方公里的土地,成為了上海在鹽城的“飛地”,人稱“北上海”。正是緣于這一歷史淵源和滄桑變遷,上海鹽城兩地之間才更加有了人緣地緣、文化經濟的相聯相通。

陳毅市長為什么選擇這塊土地

解放初期的上海總人口500萬,有300萬人失業,60萬人無家可歸。1949年5月27日,上海解放后,軍事管制委員會著手進行“游民改造運動”。 擔任上海市長的陳毅,大量棘手問題亟待處理。繁忙而具體的事務中,陳毅常常兩手插腰或抱在胸前,眼睛始終盯著掛在墻上的地圖,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根據改造規劃,新政府需要將游民遣送,進行異地安置。皖南事變后,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,陳毅和他的隊伍浴火重生,得到了發展和壯大。所以,選擇開墾安置之地,他的目光會不由自主地在這個地方停留,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,促使他下定決心,舉起手掌重重的拍向這片土地。

今天看來,促使陳毅下定決心,選擇蘇北,還有一個重要原因,淮海戰役結束后,上海和南京就成為解放軍鋒芒所指的下一個目標。留給陳毅的一個重任,是上海解放后,如何向世界展示共產黨治理大城市的能力。當時國際上也不少言論,認為共產黨沒有能力和經驗管理大城市。

陳毅市長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,而“飛地”所在地,恰恰就在華東局所轄范圍,這里有他許多老戰友、老部下,溝通協調聯絡促成,易如反掌。

蘇北安置前期工作,推進異常順利。1950年2月,上海市民政局派出福利處長范玉琳為首的18人先遣工作組,奔赴蘇北協商創辦墾區事宜,蘇北行署主任肖望東,親自接待來自上海的客人。經過協商,將蘇北行署鹽城分區臺北縣(今鹽城大豐區)所屬以四岔河為中心的20萬畝荒地劃出,設立上海市蘇北墾區,作為改造上海游民的場所。這里曾經是南通張謇于民國初年開始經營的新棉區,后因經營不善,重新荒蕪。而同樣是在1950年2月,國民黨出動4批17架次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濫炸,給上海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。3月初,人民政府即刻啟動遣送游民工作,由于墾區處于剛剛開始啟動籌建,先行遣送的游民,如黃序周事后在開墾工作報告中所寫“暫住在興化、車室、劉莊一帶,臨時布置勞動生產,種菜種瓜,并進行勞動教育。”同時將青壯年勞動力調入墾區建筑房屋當雜工。

戰爭難民的安置是世界性難題。剛剛解放的上海,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,安置比難民還難的游民,今天看來不僅有著人文關懷,而且具有前瞻性和戰略眼光。建立墾區,不是簡單的流放發配去服勞役。設立全新的“墾區管理局”,戶口等性質沒有根本改變。只是通過一定的強制勞動,在改造游民的同時,荒地得到開發利用,建設“新人村”的目的就在于此。這些人依然手握上海靜安區或寶山區的戶口,孩子可以參加上海高考,這和國內其它地方有所不同。

黃序周的墾荒故事

1950年6月,上海市政府在蘇北成立“上海市人民政府墾區勞動生產管理局”,正式任命市民政局副局長黃序周為局長。

黃序周,又名黃英。1904年生于湖北黃岡。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,參加過南昌起義,抗戰時期加入新四軍成為陳毅部下,上海解放后擔任市民政局副局長。身經百戰的黃序周,到了大上海,未曾享受戰爭結束后的片刻寧靜,便接到了籌建墾區的命令。

了解黃序周,是從他親自用毛筆書寫的墾區工作報告開始的。報告共8頁,字跡工整,書寫灑脫,幾乎少有修改。共分有墾區概況、土質及出產、干部及游犯思想情況、我到興化的工作、墾區建造房及墾植情況、決定游犯移送蘇北、復補采購木料、竹筏、石灰等情況、與地方政府的關系、武裝問題、干部情況、游犯供給情況、疾病與衛生情況、工作檢討、逃跑情形、法院人犯刑期問題、經費收支情況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等等,字里行間,透出的是墾區工作的艱辛和任務的繁重。

墾區地處淤泥潮灘形成的灘涂,這里荒無人煙,自然環境惡劣,能夠在鹽堿地上生存的僅有鹽蒿。抗戰時期,鹽城作為新四軍重建軍部所在地,又倍受戰爭催殘。從上海到大豐墾區,由于戰爭的破壞,簡易公路、橋梁被毀,大部分人只能是乘火車到鎮江,然后坐船多次接駁。為工作方便,市政府為黃序周配了一輛美式吉普,可是當時的四岔河只有水路,陸路中斷,斗龍橋在抗戰中遭破壞尚未修復,車進不來,只好停放在大豐縣城。

20萬畝荒地,1200名干部,僅有14輛自行車保證勘測隊員使用。而黃序周又不會騎自行車,出門實地察看,聯絡工作,只能由通訊員騎自行車,自己坐在后坐架子上。一望無際的蘆葦地,甚至是尚未完全成陸的灘涂,許多地方根本沒有路,處處隱藏著危險。一位最早到農場的老人回憶說:“我們開始過來的時候,這里到處是水、蘆葦、灘涂,根本看不到邊;地面上甚至沒有路,有時候一不小心踏進一個蘆葦掩蓋的水坑,人就往下沉,有的人就這么沉下去了。”因此,自行車只能是斷斷續續,黃序周坐車比騎車更累,不時摔倒,爬起來拎干滿身的泥水,跳上自行車繼續前行。海邊的天氣如孩子臉般的,沒有征兆地說變就變,狂風大作,電閃雷鳴,一路泥濘,自行車輪胎和擋板之間塞滿了泥巴,根本就騎不動,只能是人扛著走。

1950年3月,蘇北沿海春寒料峭,風凜冽地刮著,吹在臉上如刀割般疼痛,遣送工作倉促啟動。13日,第一勞動教養所設立東臺生產總隊(因為當時墾區尚未建設完成,因此游民暫時開赴鄰縣東臺縣),下轄支隊、大隊、中隊及小隊,全所收容人員2958人,作為第一批上海移墾的游民開赴東臺。18日,第二批婦女、兒童、殘疾三所收容人員2272人開赴東臺。3月21日,提籃橋監獄2514名輕罪犯人作為游民處理,開赴東臺墾荒。10天內共有近8000人被先行遣送至墾區周邊的縣鄉暫作安置。

同時,墾區建設加快進度。黃序周提出“造房第一”,首先解決游民和犯人的住房問題。干部和參與建設的游民們,都住在因陋就簡、就地取材搭建起來的草房子里,大家一起住草棚,喝咸水。1950年6月份,墾區房屋建筑大部分完成,才將這批游民移往離墾區約20余里的大中集新豐鎮進行調整和分配各村人員,7月份正式大規模進駐墾區。

截止1951年10月份,上海共遣送12043人到蘇北墾區。至此,遣送游民至蘇北告一段落。究其原因,正如黃序周在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的:“改造上海的游犯,必須根據不同對象,予以不同的改造,和予以不同的出路,單獨使用一種方式方法會失敗的,弄得政府吃力不討好。”

1952年的元旦,黃序周的動員報告,讓墾民們刻骨銘心。之所以選擇這一天,我們不得而知,也許是新年伊始,代表著從頭開始,也許是墾區從無到有,生產、生活的基本設施得以初步建立。

這一天,一萬多名墾民在四岔河場部廣場上席地而坐,身為墾區管理局局長黃序周,站在桌子上作報告。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人,身上總有著過人的本領, 這個以“看、想、做”為主題的報告長達數小時,黃序周局長暢舒胸懷、言辭懇切,諄諄教導墾民們該怎樣看新中國、看墾區、看自己;該怎樣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;今天和明天該怎樣做一個新人。他把一條希望的道路,指給這些曾經迷途的人們。他們,從這一刻起,走向了新生,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,通過改造成為了場員。

1966年,農場勞教勞改工作結束,成為就業人員安置和勞動生產的場所。1958年墾區作為勞動教養基地,為了解決富余人員的吃飯等問題,新建了棉楷造紙車間、汽輪發電車間,新建總投資額1167.93萬元、年產量達43.2萬噸的鹽場。

墾區改造,還有個重要群體,那就是管教干部,他們和職工以及流放改造人員,不同的命運,共同的歸宿,即自從來到墾區,就再也難以離開農場回到上海,蘇北成了他們生活一輩子的地方,而上海則成了他們心中永遠的夢和痛。

墾區建設初具規模,黃序周感慨萬千,揮筆寫下了“人地二易”,如今寫有這四個字的景石依然靜靜立著,成為歷史的見證。“人地二易”,不僅“易地”,更是“易人”。“易地”是從上海遷到蘇北,將鹽堿地變成沃土、將農村變成城市。“易人”,則是將大量的城市游民,以“易地”蘇北墾區的方式把游民“易”(移)出城市疏散人口,雖然談不上溫良,但仍是“自食其力”的勸業,并非“重新做人”強迫改造。黃序周等一大批墾區開拓者有知識有情懷。在短時間內,開渠挖河、墊基造屋、墾荒植棉、白手起家,共開墾荒地6.8萬畝,建立時豐、慶豐、元華3個地區20多個新村,使1萬多人在荒灘上立穩腳跟,絕大多數通過改造成為了場員,不僅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,也為上海“走出城市辦勞改”積累了經驗,贏得了國際上的肯定和贊譽,彰顯了共產黨人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
一年又一年,時間在靜靜地流淌,迎來了轟轟烈烈的"文化大革命",1968年2月,根據中央通知,勞改單位實行軍事管制。

8萬知青在大豐

1968年10月,上海農場迎來了第一批上海知青。由于上海農場帶有勞動改造性質,不宜將眾多知青置于此地,1973年初,海豐農場從上海農場劃出,獨立建制,隸屬上海市農業局領導。其間有5228名上海老知青在這里生活。此后幾年,陸續又有5萬上海知青來到海豐。為了更好的安置知青,根據上海市委負責人指示,先后將上海農場所屬的下明東部和安豐東部土地共41021畝、下明分場土和上述地區的部分不動產無償劃歸海豐農場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后,從新疆又轉來大批上海知青和管理人員,1983年1月,原屬上海農場的川東分場劃出,建立川東農場,占地5萬余畝。40年中,先后有8萬上海知青在這里從事生產勞動。

海豐農場23萬畝被開墾的土地上,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知青們深深的足跡。著名配音演員丁建華,曾經是海豐農場放映員。2011年重回海豐農場,她動情地說,農場的艱苦生活造就了她爽朗與細膩的性格特質,這片土地滋養了她的藝術細胞。今年60歲的程永新,復旦大學畢業,長期在《收獲》雜志社工作,從小編輯到大主編。他第一次看到《收獲》,正是在海豐農場務農之時,雖然被傳閱得破爛不堪,但刊有馮驥才和從維等著名作家的文章,引發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。比程永新大7歲的洪雨露,同樣是上海人在大豐“插隊”,擔任大隊長幫助和轉變后進青年,寫下了數萬字經驗介紹文章,他終身從事教育工作,并成為全國優秀少先隊輔導員、中小學德育工作標兵,上海市特級校長、特級教師和勞動模范。

知青時期的艱苦生活和成長歷程,無疑是人生經歷中重要和寶貴的財富。他們在特有的政治背景下,以無悔的青春,戰嚴寒,斗酷暑,春天播種希望,夏天搶收勞作,秋天收獲碩果,冬天興修水利,經過半個多世紀艱苦卓絕的奮斗,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發展奇跡,不僅留下了“北上海”獨特的人文風貌,更留下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。

“飛地”的故事在延續

時過境遷,光陰荏苒。1978年,改革開放拉開了大幕,曾經的“滄海桑田”,變成了經濟熱土,當年“飛地”走出來的,有黨政干部,有各路精英,更多的是普通勞動者,隨著時間的推移,他們對這片熱土的眷戀與日俱增,成為鹽城接軌上海最好的“粘合劑”。

2007年起,鹽城全面啟動接軌上海、融入長三角工作,加強與上海及長三角各城市間的合作,逐步實現了從小到大、由淺入深的跨越,合作領域不斷拓展,合作關系日益密切。政府之間、政策層面的對接及實質性的合作,正在加快步伐。

2015年11月,上海、江蘇積極貫徹“一帶一路”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等國家戰略,在新的起點上推進長三角地區協同發展,依托上海域外面積最大的“飛地”,合作共建滬蘇大豐產業聯動集聚區,成為鹽城大豐接軌上海、承接上海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。

隨著鹽城至南通鐵路、蘇南沿江城際鐵路的開工,長三角1小時城市圈范圍將擴大,為此,鹽城積極謀劃未來發展,提出通過學習上海、服務上海、聯通上海,加快融入長三角一體化,進而融入全球產業鏈,提升城市能級,打造上海“飛地經濟”。今天的滬蘇集聚區,上海市和江蘇省政府層面的合作,遠遠超過了單純經濟范疇,而是體制機制、社會經濟、文化旅游跨區域、跨行業全面融合。

作為“城市里的農村,農村里的城市”和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國家樣板,“飛地”的故事在延續,精彩在繼續……(作者系库博足彩教文衛體委員會主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