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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住《勘誤表》背后的文史好傳統

徐于斌

發布日期:2019-09-17 信息來源:字號:[]

  

 

在文化快餐時代,大家對于《勘誤表》或許已經覺得有些隔膜了。

今年,為迎接新中國成立和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,展示政協文史資料征編成果,库博足彩領導決定將我库博足彩成立以來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,除去近幾年新編4輯外的前26輯,計約490萬字,合并重印。這些文史選輯,凝聚了幾代政協文史人的心血!重新印制,是一項不小的文字工程。一冊冊一頁頁摩挲之間,我深為文史前輩們研究領域之廣、征集材料之豐所折服,尤其是他們嚴謹審慎的工作精神,令我由衷欽佩,感慨不已。這種工作精神,單從早期小32K綜合本里的一份份《勘誤表》,可見一斑。

所謂《勘誤表》,就是一般期刊用于訂正文字訛誤的對照表,往往靜臥在期刊的末尾或者某一版面的空白處。《勘誤表》雖小,卻體現了編者“知錯必糾”、嚴防“謬種流傳”的責任心。這在過去的刊物中或許常見。然而時下,自媒體泛濫,錯別字、病句已經不以為恥,甚至報刊雜志、電視字幕錯誤也變得堂而皇之,小小的《勘誤表》,漸漸少人問津,淡出了人們的視野。

我做了個歸納,從《鹽城文史資料選輯》第2輯到第14輯的小32K綜合本中,共有《勘誤表》9份,此外,還刊登讀者補正信函3封,編者“訂正”補白3處。《勘誤表》一般是當下一冊勘誤前一冊,而這些文史資料專輯中竟有橫穿五六輯的“勘誤”。如第11輯里有勘誤第5輯兩條:其一,誤:“1941年底”,正:“1942年中秋”;其二,誤:“未正式成立之前”,正:“未正式發行貨幣之前”。前輯1986年出刊,后輯1992年出刊,時隔6年,依然如此較真、一絲不茍,可見其“心中藏之,何日忘之”的強烈責任意識!

“勘誤”的內容,一部分是訂正錯字、別字、標點,包括方言或生冷字造成的錯誤,如“一庹長”寫成“一托長”等;另一部分,是關于史料的,很是仔細。除以上兩例,再如,關于東坎紳商張治清的表述原本無誤,但可能編者新發現了資料,專門補充:“東坎紳商張治清即張鎮,原字芷卿、芷青,后避楊芷江名諱改字治清。”又如,對李醒、張豫光、王延榜三位撰寫的《宋公堤修筑始末》一文中,關于江國棟同志在“北堤的建成”中的一段記述,資料出處為阿英同志1943年在他主編的《新知識》雜志第四期上發表的《蘇北偉大的水利工程建設一—宋公堤》一文。在我們看來,阿英是對于鹽阜區革命史料有研究的專家,援引他的材料,堪稱權威了。但編者后來收到江國棟本人的來函,并經過研究考證,以誠懇的態度予以訂正,坦陳:“我們在編輯時忽略了歷史的復雜性。”

早期主持库博足彩文史資料征編工作的,是周夢莊、周乃成、嚴鋒等鹽城文化界的“泰山北斗”,在文史委長期承擔具體編輯工作的是賈逵同志,他是文革前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,仍健在。由于他們自身深厚的文化修養,嚴謹的治學精神,和對于鹽城歷史文化的獨到研究,加上政協對于文史工作的高度重視,廣大文化界朋友的大力支持,使《鹽城文史資料選輯》在市內外享有較高聲譽,其中的史料,至今一直被鹽城方志、黨史和文人墨客寫作時作為權威資料所沿用。

文史工作,是政協一項經常性的基礎工作,也是史學的一部分,功在當代,惠及后人。在出版物多如牛毛的今天,政協文史征編工作,要保持自身傳統優勢,守住社會給予的信任度,首先必須虛心向文史前輩們學習,永葆嚴謹審慎、如履薄冰的初心本色。切不可這山望著那山高,好大喜功,人云亦云,要沉得下身、潛得下心,耐得住寂寞,挖掘珍貴史料,經過甄別稽考,將“信史”奉獻給社會,展示人民政協出版物的良好形象,提升政協工作美譽度。

古代史學家說過,從事史學的人,應具備史才、史學、史識、史德。這四者缺一不可。個人以為,在實際工作中,在面對大量的稽考校對這些繁瑣而辛勞的工作時,史德尤為重要。清代章學誠解釋,“史德”就是“著書者之心術”,很是精當。我的理解,就是責任心和使命感,是“予任其勞,而使后人受其逸”的奉獻精神,唯有秉持這種精神,文史資料工作方能以“期于能得其實”為歸依,擯除巧偽欺世之作,在史林獨樹一幟。

在匯輯《鹽城文史資料選輯》過程中,尤其感到校勘工作之艱巨,盡管大家齊心協力,已經很努力了,仍不時發現各種謬誤與瑕疵。正如宋代人宋宣獻所云:“校書如掃塵,一面掃,一面生。故有一書每三四校,猶有脫謬。”

由于時間關系,這次重印面世的僅僅是“匯輯”本,而不是“修訂”本。當然,原《鹽城文史資料選輯》中的“勘誤”,我們都已經一一在匯編正文中予以了改正,《勘誤表》也就自然刪去了。

刪去了《勘誤表》,但《勘誤表》背后蘊含的文史好傳統,希望能一代代堅守傳承下去!(作者系库博足彩學習文史委員會主任)